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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玉说书】忆妓多于忆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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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元尚 周五 五月 04, 2012 12:11 am

忆妓多于忆妻
王成玉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在古代文人的诗词中“忆妓多于忆民”。钟叔河先生曾写过〈忆妓多于忆民〉的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其实说怪也不怪,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那一帮文人们怎能么会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做朋友呢,所以,忆妓多于忆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奇怪的倒是“忆妓多于忆妻”,在“女权主义”盛行的今天,这真的还是一个有趣味的话题,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近读廖群女士的〈诗经与中国文化〉(香港东方红书社1997年8月版),作者将爱情诗中的一些现象置于“诗经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查,由此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分析和评论,读后为之一振。在第五章〈〈诗〉风情歌的魅力及其命运〉的第二节〈情糸何处:情爱心理剖析〉中,作者提出:“中国古代文人究竟情糸何处?他们的情爱内容与《风》诗情爱歌有哪些不同?又是怎样的文化土壤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爱情心理呢?”千百年来,爱情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古代文人最擅长写诗(抒情诗),然而遗憾的是,就爱情来说,即使是在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那里,我们也很难看到,或者,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爱情诗,而“忆妓多于忆妻”,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更不用说那些〈花间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被遗忘、被“搁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爱情,还是这种爱情无处倾诉,不值一提呢,这里面到底隐藏了一个怎样的秘密?
作者说:“爱情,这个曾被柏拉图视为诗的原动力和主题的崇高字眼,在我国古代文人抒情之作中却没有焕发出相应的光彩,它们不仅没有成为抒情诗的主题和基调,而且在总的比重关糸上,仅占了一种较少的、次要的甚至微不足道的篇幅和地位,这与〈国风〉的以抒情歌为了主,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真的 ,每当我们读到“关关之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无不为之神往。
然而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文人中却中断了,爱情在这里已不是主题。陶渊明没有一首爱情诗,虽然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他可以因一草一木闲话桑麻入诗,极为细腻地表现自己的无限情思,但对于朝夕相处的妻子却“无话”可说。王维的那一首千古传诵的《相思》,所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其影晌之大,变成了爱情、相思的象征和信物,即使是这一首爱情诗,在他的众多的诗中也是惟一的一首。号称“诗圣”的杜甫,也只有一首《月夜》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怀念。在“忆妻”的诗词中,最让人感动的,也许还是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十年月日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就在我们揭开中国文学史上爱情诗这一页时,发现了“忆妓多于忆妻”这一历史现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诗经》中那些歌颂爱情的传统在后来的文人中为什么突然中断了,是不是它生存的土壤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许人们会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封建礼教文化对两性情爱的压抑和禁锢,消解了古代文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张力,使之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对此,作者说:“事实上,一种阻断和禁锢两性情欲的文化,并不必然导致人们情爱体验的单薄和情诗的量减,相反,它可能会诱发诗的灵感欲求更加强烈、复杂和深刻,更加激发诗的灵感和原动力。也就是说,禁欲主义不但不会消解‘欲’,反而会使‘欲’激荡起来更加勃旺的冲力,在精神和艺术领域迸发出更加眩目的光采。”然而,这些“勃旺的冲力”,这种“眩目的光采”,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讲究世俗安乐,身心调适,所谓“食色性也”。表现在婚姻上,是一夫多妻制。“娶妻取德,纳妾取色”是天经定义的事,而“男女大防”主要是否针对女性而言,所以男子在婚姻两性关糸上可以为所欲为,由于良家女子不被“防”,于是青楼歌女艺苑妓就成了追求的对象。大诗人李白有一首《江上吟》,开篇就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其风流潇洒,浪漫得很。而这种浪漫风流,是随着“载妓随波”而来的。如果他一人“出没风波里”,就没意思了。所以作者说:“是的,正是‘妓’,即歌妓、艺妓这一封建时代特有的角色,使古代文人在苦读经书和求取功名之外有了姿情的对象和感情寄托。艺妓不同于是一般娼妓,虽然以出卖色相为本职,但同时又习文习歌,色艺俱佳,既能与文人们有精神的沟通,词赋往来,又以其超群的姿色、娇柔依顺风情万种的体态令其销魂,未免打动他们的真情,使其牵肠挂肚,生出近乎爱情的感情。中国古代的爱情经历和爱情作品,绝大部分就是在与艺妓院的交往中产生的。”然而,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据说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其女主角的原型双文,后来被人改为《西廂记》中的崔莺莺,成了一个大家闺秀,其实双文是一个烟花女子,而元稹后来始乱终弃,又另外“良时事婚娶”了。这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怪不得当年杜牧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感叹。白居易一生交结艺妓尤多,忆妓诗也最多。说他”忆妓多于忆民“,本来不成问题,但他毕竟写过《卖炭翁》这样的名篇,至于”忆妓多于忆妻“,似乎也不必受到什么指责。我们前面说过,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在他们那样的一个独特的两性关糸的模式中,面对那些色艺俱佳的艺妓,他们还选择什么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几乎垂手可得,直接省去了追求中的种种环节,就像我们今天的后现代社会,省去过程,直奔主题,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谈”,去“追”。然而,容易得到的就容易失去。再说文人们漂泊不能定,浪迹天涯,聚散无常。还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好,因为这注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所以“多情自古伤离别”,成了他们的主题思想和关健词。别后相思,闲愁几许。于是,当他们用诗词来回味、来把玩、来咀嚼时,“花间词”就延生了。
怪不能得现在的娱乐成了“鱼乐”,原来有本,在《诗经》中就反复出现过。娱的左边是一个“女”字,以女为乐,不能就是时尚的”美女经济“吗。一个美好的文化象征——崇高的爱情,被我们“解构”了,文明的进步真叫人瞠目结舌,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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